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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导读：

　　公元1646（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隆武皇帝朱聿键于泞州被清军所俘获，至此，在历史上持续了一年时间的隆武政权就此走向终结。

　　从历史进程的轨迹中也不难发现，在南明与清朝共藏羚骨肽属于三无产品吗存期间的大规模抗清运动基本可以归纳为三次，分别为：隆武政权联合大顺军余部的抗清运动、永历政权时期的抗清运动和孙可望“国主”政权时期的抗清运动。在先前的文章，笔者已经同读者朋友们简单的探究了一番关于隆武政权时期的抗清运动始末及其失败原因，那么，在该篇文章当中，笔者就接着上一篇文章的主体思路，来探究一番清朝初期抗清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永历政权”时期的抗清运动。

　　参考图1

　　本文的主要内容：

　　“永历政权”时代第一阶段的抗清运动

　　严格意义上讲，永历政权时期的抗清运动其实可细分为两大阶段：其一，永历朝廷内部力量自主抗清；其二，降清明（顺）将“反正”后加盟永历一同抗清。在这其中，由于第一阶段的抗清运动永历政权基本是处于被动状态，说白了，这一阶段的抗清斗争根本提不起清廷统治者的兴趣，由此也可想而知这一过程的抗清运动是有多么的不值得一提。因此，笔者暂且就将第二阶段的抗清运动作为该篇文章中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与隆武帝不同，永历帝即位之初所面临的处境实际上更为严峻。在当时，清军主力已由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抵进，而隆武时期的大顺军余部势力自荆州大败之后已基本跌落神坛，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另一方面，由于永历政权建立之初所控制的领土（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以及湖广地区少部分领土）有限，致使其资源和税收受到了进一步的抑制，以至于自身的兵力更加匮乏，一些张扬跋扈的军阀相较于之前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之下，永历政权在中原地区的威望自然有所下降。正如前面所述，永历政权在第一阶段的抗清运动是不被清廷所重视的，以至于清廷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没有出动满蒙八旗精锐前往镇压，在这一阶段内仅仅只派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沈永忠和李成栋等这些汉将出手便把永历朝廷几乎逼上了绝路。

　　1646年10月形势

　　公元1646（顺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至顺治五年春，这是永历政权时期抗清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抗清运动中，永历皇帝基本处于四处逃亡的状态中。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永历帝朱由榔逃遍了粤桂楚三省，期间共计行程近6000里，其中除在个别地方停留了数月外，其余各地基本只呆了十余天甚至几天。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的永历皇帝用“落魄天子”四个字来形容他再适合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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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历政权”时代第二阶段的抗清运动

　　“逃亡”，这是能够轻易囊括永历政权第一阶段抗清运动的词语。

　　伴随着清朝大军的步步紧逼，永历帝朱由榔逃亡的余地逐渐越来越小，而以朱由榔为首的永历政权也就愈加像个“瓮中之鳖”，留给他的必将是清廷统治者的大力“宰割”。然而，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似乎是上天眷顾朱明王朝的后人，朱由榔以及永历政权的命运再次迎来了一线生机。

　　永历帝剧照

　　众所周知，清军能够顺利进入山海关并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倚靠的是汉族上层官绅的支持，因此，清廷入关之初统治者对汉官汉将进行封王赐爵的现象也就十分普遍，然而，清廷最高统治者毕竟是满族人，况且统治者对汉官汉将封王赐爵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是出自于其本意，而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清廷稳固江山的一项重要策略。因此，清廷在对待满汉双方也就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正如史料《清世祖实录》卷129所记载：

　　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以上所述，乃公元1659（顺治十六）年顺治帝谕吏部的一段批文，可想而知，在这之前汉族官员和满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殊荣之间的差距之大。有差距就有隔阂，有隔阂必将会产生矛盾，而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又与降清明（顺）将之间的争宠存在着不可小觑的联系。在互相争宠的过程中，这些矛盾也就会从随之从满族官员和汉官员之间渲染至汉族官员与汉族官员之间，最后甚至充斥着整个清朝初期的官绅阶层。毫无疑问，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满汉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降清明（顺）将改换门闾的出发点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纵观整个汉族官员群体，除了部分对朱明王朝彻底失去了信心、看清了当时局势的人外，其中不乏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投机者、野心家，特别是清军进入山海关后下定决心改换门庭的汉官。

　　山海关

　　在清初官场的这种大环境下，相互争宠中的得逞者往往利用清廷统治者对汉族官员的戒心来打压自己在政治上的对手，而争宠失利者则在南明政权的抗清运动中萌生出故国之思和（又一次的）投机心理，当然，在这其中或许也真正存在着个别执民族大义者。恰逢永历政权被清军逼得山穷水尽之际，顺治五年的这股“反正”之风也就在这种形势之下微妙的刮了起来。

　　起初，“反正”的汉族官员只有金声桓和王得仁二人。其中金声桓原为左良玉（弘光政权时期的著名军阀）的部将，于弘光政权覆灭之际降了清廷，并主动请缨且成功藏羚骨肽属于三无产品吗为清廷粉碎了南明在江西地区所苦心经营的抗清基地。王得仁原是大顺军叛将，其部乃大顺军中的精锐之师，战斗力惊人，于大顺军四分五裂的过程中降了清廷。二人降清后结为深交，因此，金声桓平定江西的功劳也有王得仁的一半。然而，平定江西后清廷却并没有过多地给予金、王过多的赏赐，只是让他们“仍旧衔耳”，而另一方面朝廷派来进驻江西的封疆大吏又处处刁难金、王二人，使得双方的关系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此举让本以为此番改换门庭可以打捞一笔的金声桓和王得仁大失所望，便萌生出归附南明之念。

　　满人

　　星星之火，瞬间形成燎原之势

　　公元1648（顺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金、王二人于江西起兵，打起“反清复明”的大旗。继江西起兵后，江南地区瞬间躁动，一些处于金、王二人相同处境的降清官员皆望风而动，甚至索性响应江西，共同起兵。

　　一场降清明（顺）将“反正”事件就此拉开了帷幕。

　　同年四月十日，广东提督李成栋据广东“反正”，并公开举兵。

　　同月，清朝黎靖总兵陈友龙据沅州、靖州、黎平“反正”，并公开举兵。晋南一带的乡绅随即响应，并公开举兵。在这趋势之下，晋北、晋中地区纷纷伺机而动，导致在短时内抗清力量占据了整个山西全境的一大半。

　　与此同时，清廷在陕北一带的驻军也纷纷倒戈于南明，不久整个陕北“沦陷”。

　　值此之际，蒙古酋长札木素也据贺兰山举兵响应陕北一带的抗清势力。

　　除此以外，清军中的回民将领、甘州副将米剌印等人也于同年三月在甘州举兵，随后米剌印一行迅速拉拢了一支共同举兵反清的队伍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住了河西走廊以及甘肃中部地区，一度惊煞了清廷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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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年11月形势

　　毫无疑问，在这些反清队伍当中必然存在着部分毫无民族大义可言的政治投机者，但笔者认为更多的则是诸如李成栋、金声桓和王得仁这类因为官场私怨和个人野心相结合的降清明（顺）将，否则也就难以理解这些人何以要在永历政权油尽灯枯之际“反正”来归了。但平心而论，这些人率先打起的反清大旗从一定意义上为其余抗清志士下定决心去“反正”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起到了一种值得赞扬的表率作用。

　　得益于“反正”事件而引起的第二次反清运动高潮，让南明迎来了久违的“红利时期”，并瞬间让已处于山穷水尽的永历政权“满血复活”。据史料记载，顺治五年年底，永历政权相继控制了广东、广西、贵州三省及川、湘、赣三省的绝大部分领土，除此以外，北方还有大片区域被“反正”力量所割据。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反清运动仍以清廷胜利而告终。

　　1649年6月形势

　　原因分析：

　　纵观清朝初期的三次大规模抗清运动，此次由“反正”事件引起的反清运动尤为强烈，得益于此，永历小朝廷的影响也首次达到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且就民族大义而言，此次反清运动不仅仅是汉满双方之间的争斗，而是整个中原人民与清廷势力的一次角逐。基于如此，大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在入关之后首次亲自出征。

　　如此强大的反清阵容，为何仍以失败而告终呢？

　　参考图2

　　首先，我们不妨从这些降清明（顺）将“反正”的出发点入手，来深入的探究一番。

　　正如文章前面笔者所讲，在这些“反正”的将士们之中，除了少部分真正以民族大义而举兵的人外，事实上更多的则是诸如李成栋、金声桓和王得仁这类因为官场私怨和个人野心相结合而举兵的人。因此，在反清过程中，尽管声势浩大，但内心中也不乏存在着望风而动的韵味。说白了，永历政权能不能借此机会打败清廷其实对他们而言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借此良机大捞一把，当然了，清廷能够就此被打败那自然是最好的结局，但不能被打败从本质上对他们而言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大不了就是个死，与其屈膝于别人的屋檐下，还不如就此举兵。

　　另一方面，除了这些人外，其实这些“反正”的抗清队伍中也不乏纯属政治投机而毫无民族大义可言的野心家，如戴国士此人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代表，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笔者也就不去过多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对此人自行了解。

　　参考图3

　　综上所述，整个“反正”整容中存在着三种立场的人群：其一，纯属以民族大义而举兵反清者；其二，纯属政治投机且毫无民族大义可言的野藏羚骨肽属于三无产品吗心家；其三，个人野心、官场私怨及民族大义相结合而举兵者。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立场不同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三大群体之间难以拧成一股绳、形成统一的战线。其中，第一大群体自然是拼尽全力为南明收复故土；而第三大全体则主要是以保全势力、各自割据为主，这样一来其战略自然也就十分的保守；第二大群体纯属是来从中谋利的，这一群体我们暂且忽略不计。不难发现，这种局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给予了清廷统治者机会，在战略上只需将重兵压在第一大“反正”群体，只要这一群体被攻破，其余二者基本不攻自破。

　　顺治七年，清军以这一策略成功扭转了局势，至此，清朝初期由降清明（顺）将“反正”事件而引起的第二次反清运动高潮逐渐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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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清世祖实录》卷129